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炮弹打在舰艉的甲板上,***头穿透了柚木甲板,穿透了下面的隔舱,在轮机舱的顶部炸开。火光从甲板的破洞里窜出来,带着浓烟和碎片,还有一声沉闷的、像是从胸腔最深处被压出来的**。致远号的船尾猛地向下一沉,然后又慢慢地、慢慢地浮起来,像一头被击中了后背的、还在挣扎的老牛。
第一个看到导弹的人喊了出来。他的声音在夜风中传不了多远,但他身边的人听到了,然后他们继续往下传,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,一个战位传给另一个战位,从桅顶传到甲板,从甲板传到船舷,从船舷传到舰桥。那是几百年前海军最传统的通信方式——靠嗓子喊,靠耳朵听,靠两条腿跑。没有无线电,没有数据链,没有任何在2130年还在使用的通信手段。但那些声音,那些在夜风中断断续续的、被炮声和爆炸声打断的、被海风和海浪吞没了一半的喊声,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,把这条千疮百孔的船上的每一个人,拴在了一起。
它们排成了战斗队形,航空母舰在中央,驱逐舰和护卫舰在四周,潜艇在水下,舰载机在空中。它们的灯光在海天之间亮成了一片,白色的、金色的、红色的,像一座从海面上浮起来的、灯火通明的、移动的城市。那些灯光在致远号的水兵们眼里,像一百三十六年前旅顺港的灯火,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基隆港的灯火,像一百三十六年前那些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太久之后,终于看到的、岸上的、温暖的、不会熄灭的灯火。
致远号上的信号兵看了几秒钟,然后他哭了。他站在那根被弹片削掉了一半的横桁上,双手还举着信号旗,眼泪从他的脸上淌下来,在探照灯的余光中闪着微弱的光。他哭着,但他在笑。他看懂了那盏灯在说什么。
本应被判死刑。泄露国家机密罪,叛国罪,故意杀人罪,非法持有核武器罪,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,破坏数字基础设施罪——每一条都够他死一次。堰城那枚核弹,几十万条人命,一百三十六年前的事在这个时代的法律条文里怎么算,法庭上吵了三天三夜,最后还是写进了判决书。
会见室的玻璃很厚。不是普通的那种厚,是那种——你知道的——监狱会见室里专用的、中间夹了一层金属网的、防弹的、隔音的、让你看得见对面的人但碰不到他、让他看得见你但碰不到你的玻璃。玻璃擦得很干净,干净得像是没有一样。但你知道它在那里。你知道你和对面那个人之间,隔着的东西,比玻璃多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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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分钟。我们就那么隔着玻璃,隔着那层干净的、透明的、夹着金属网的、防弹的、隔音的玻璃,看着对方。他的眼睛在玻璃后面是深褐色的,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。一百三十六年前在军校的操场上,那双眼睛是热的,年轻的,笑起来的时候会眯成两条缝。在“龙鲸”号的舱室里,那双眼睛是亮的,专注的,盯着仪表盘的时候会微微眯起来。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,那双眼睛是疯的,冷的,像两口被冻住了的、什么都照不进去的井。现在,那双眼睛是空的。不是那种空洞的、失焦的、什么都看不见的空。是那种——被装满了之后又被倒空了之后、被倒空了之后又被装满了之后、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之后,终于什么都不剩了、什么都不想剩了、什么都不需要剩了的空。
他站起来。两个狱警从会客室侧面的门走进来,一左一右,站在他身后。他转过身的时候,步子顿了一下。不是犹豫,不是想回头,是——那种在一个人要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、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时,身体比大脑先做出的、微小的、几乎察觉不到的停顿。
就像父亲心中燃着一团压抑的烈火,这个烈火就这样烧着他。
在这样的年龄。这样的时候。我的头脑中虽然已有了母亲在我跟前的哀哭与诉说,我的天性也由着母亲强行把我拢在她的身边,而必须去倚听倚偏她。
我知道父亲到了车厢的一端。就像他那么喜欢看外面的景子。
就像这样的,家的文化一但在交融之后,就已被这样的天地,上辈在精神上实全的制约,与安排的鞭炮,硬性地簇拥下,去死死地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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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这样的只有车外的自然的景物,不同于自己家乡的生活文化,才会让自己在不能深入之际而那么感染。
“火车都拉笛了,车都开始猛然地往前拽了一下。
我在心里这么矛盾,这么难受!这么恐幻的环境中!我的嘴依然是那样闭的严严实实,怎么样也揭不开这个本应美丽,自然的,却被心与脑伤害了无数次的,强大的,天然的语言的盖子。
我不愿守在母亲跟前,看她那可怜的无法用语言表露的模样!听她报冤,她的不停地向我许愿的美丽幻想!
就像我又看到了父亲,他怎么像耍游戏一样,又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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